在一座中原小城的富士康，女工们辛勤工作15年，只为熬社保。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有人坚守忍耐，有人无奈退出，还有人像浮萍一样，从来就没进入过这个制度。

  一群电动车大军浩浩荡荡地穿行马路，半分钟后，绿灯已经转为红灯，队伍还没完全通过。汽车车主们停在斑马线内，心平气和地等待着这些上班、下班的富士康工人们驶离。

  富士康早晚班的工人们，骑着电动车交接，是这座河南小城特有的早高峰景象。女工李彤彤是其中一员，她骑一辆裹着挡风被的电动车，准备下班回家。

  前一天夜里，李彤彤和检包线上的五位同事一起，将一板板装有苹果边框的塑料盘端到流水线，挨个挑选出含有毛刺、刮伤的部分。一个夜班，她们通常要看4-6万个零件。按已经工作8年来计算，李彤彤经手了约1亿多个边框，它们聚集起来，可以搭成一座真实的金属楼房。

  熬过这一夜，她会立刻回到出租屋——为了节约时间，在富士康这几年，她一直是一个人在工厂旁的大驿村租房住，一个月210元，骑车10分钟回到家，通常是倒头就睡，一觉睡到下午四五点。一半的时间工作，一半的时间睡觉，这样的日子不断重复。

  流水线吸引的，就是很多像李彤彤一样的本地女工们。济源是重工业城市，有色金属、钢铁、能源、化工，是适应男性的就业环境，相比之下，富士康承接的更多是女性。她们有家庭的牵绊，更稳定，也更愿意长久地留在富士康。济源富士康一位人力中介说，这里女工的比例约为45%，按厂里2万多人来看，其中至少有1万名女工，远高于外地的富士康。

  她们是女工，也是妈妈。李彤彤有两个孩子，和她一样，很多穿着棉服、扎着马尾的女工，一下班，戴上手套和护耳帽，一溜烟儿就骑车走了。她们生活简单，在一个月的白班、夜班中两班倒，每周日的休息时间，再好好陪孩子。

  39岁的丁焕丽来自洛阳，也是一个人租在大驿村，每周日会坐两小时的大巴车回洛阳看孩子。她有5个小孩，为了养孩子，她已经在富士康做了近半年的小时工，算稳定的那种，一个小时的工价在21-29块间浮动，一个月可以到手6000多块钱。原本她能成为正式工，但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要扣下一部分钱缴纳社保，为了能有更多现金养育小孩，她选择做小时工。

  2020年3月，济源人吉文婷，带着她的硕士课题来到了济源富士康。她是华南理工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的研究生，按以往劳工研究的观点，富士康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，对人的挤压要大于给人带来的创造性，本地工人是怎么理解这份工作的？

  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吉文婷成为了女工的一员，她在济源富士康工作了三个月，“不仅枯燥无聊，而且对工作上的能力的要求很强”。她也被分在了检包线上，在她手中，每个零件的停留时间不超过两秒。有时，因为一些简单的活没做好，她还会感到羞愧。上夜班是她觉得最辛苦的时候，每次熬过一夜，她都“像飞出笼子一样，瞬间支棱了起来”。

  每个月7号发完工资，富士康的茶水间就变得热闹。休息的间隙，女工们围拢在这里，叽叽喳喳讨论她们的加班时间。“加班是1.5倍工资，她们会因为上个月我多加了两个小时，这个月我少加了一个小时，产生几十块钱的争议，就在茶水间聊一周。”吉文婷“蹲”在大家身边，看到女工们互相打探对方的工资，每次聊完之后，她们再回去工作时，也变得更有干劲了，仿佛受到更多加班工资的号召。

  这正是让她感到意外的地方，“她们还挺开心，不是背井离乡、精神高度的紧张”。吉文婷发现，车间的关系不是严格的层级制，反而因为有很多人来自同一个地方，形成一个熟人社会，女工们更多地认为，工厂给她们带来了机会，她们愿意在这里劳动。

  但正式工的收入其实不算多。算上加班工资和各种津贴，她们每月平均到手也只有3000元左右，这还不一定比得上市区里一些服务行业的工资。为何需要留在富士康？

  她们需要赶在50岁退休年龄前，在富士康缴满15年社保。“既可以续社保，又可以补贴家用、照顾家人。相比之下，富士康不只是她们的可选项，可能也是一个最优解。”

  吉文婷与导师黄岩交流她的发现后，团队又访谈了江西赣州、四川成都等地30—50岁的富士康女工，从制度、家庭化和个体性维度理解她们的行为。三年后，论文《“熬社保” ：富士康劳动体制与女性农民工的劳动策略》发表。他们都以为，富士康女工们以“熬年限”的方式“积极为工”，争取职工保险的主体资格，不但可以迈向自立养老，也在工作中获得了家庭经济地位，增加了自我价值意识。

  富士康有稳定的薪酬制度、缴纳的五险一金，为女工们的未来提供了保障。但她们的“熬”，并不一定在一开始就有预料，而是像一场漫长的征程，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，只要终点在那里，就有人愿意咬咬牙，继续跋涉下去。

  为了真正观察女工们如何熬社保，2023年12月25日，我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了济源富士康的招聘，后来成为被录取的24位新人中的一个。

  和我一起进来的，果然大多是中年人。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，夏天，旺季的富士康会招很多人，但年轻人进去，干两个小时就受不了，小时工是流动性最高的，只有那些熬社保的女工们，愿意兢兢业业，好几年守在自己的岗位上。

  我被分在了B09车间，由数控机台（CNC）对手机边框做金属加工，作为生产手机模具的前端，是更脏、更累的地方。机器嗡鸣，飘出刺鼻气味。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工说，工作整晚，就在这样一小块地方，她的步数也能达到两万多。到了夜里，戴着手套，握住手机边框也会感觉冰冷，因此，即便很困了，她也会努力加快走动的步伐，让自己温暖起来。和她一起，还有很多四五十岁的女工们整夜都在熬。

  我和22岁女孩袁可颖分在一起上夜班，在一个处理微瑕手机外壳的房间，我们戴上黑色的指套，把手机边框放在迷你抛光机下打磨。事实上，除了一些明显的纹路和小坑，我根本看不出那些零件还有什么瑕疵，只能机械式地操弄，很快，我的手心就变得黑乎乎了。

  身处在那样一个封闭空间，在大型照明灯下，我确实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，是刮风还是下雨。我也不能立即查看时间，直到过了零点，身体自然感到疲倦，还不得不努力从困意中提振精神。再后来，我就更不知道那个夜晚是怎么熬过去的了。第二天清点时，我们二人共打磨了七百多个手机边框，对照成熟工每晚的一千多个，算只完成了一半。

  仅仅只上了一个夜班，我就受不了，那些熬了8年、10年，甚至要熬满15年的女工，为什么愿意坚持下来？

  那是一种退无可退的状态。35岁的李彤彤说，她处在一个尴尬的就业年纪，已经不容易找到比较合适的工作，更不好变换环境。更何况，富士康已经为她交了8年社保，她不愿轻易退出。

  2020年，李彤彤生二胎时，住院花销4000多元，在富士康缴纳的保险，基本上全部给报销了。相比之下，她的婆婆做静脉曲张手术，因为只交了新农合，医疗费报销了一半。

  拥有一份职工医疗保险，让她有更大的能力去看病、买药。济源市人民医院医保科的一位医生告诉我，来这家医院刷医保卡的，大部分都用的是职工医保。在当地，职工医保的住院报销比例通常能达到88%，大病保险的报销能够达到90%。她见过太多人，因为从工厂离职，停掉了缴纳的医保，好几万的医疗费用没有办法报销。

  熬社保的女工们，看重医保、养老保险、住房公积金，这些意味着未来生活的某种自立和保障。李彤彤听过一个故事，在他们村子里，有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夫妻，因没有养老金，儿子的婚事也被耽搁了。

  如果15年的社保没有缴满，女工们也愿意再去把空缺填满。在济源，我认识了一位50岁的大姐，她之前做环卫工作，后面专门去富士康坚持工作到退休。但她还有一年的社保没有缴纳，于是，她又找到了富士康旁边的一家小厂，挣一点工资，只为把剩余的社保交完。

  也有实在熬不住、放弃了社保的人。35岁的黄慧在富士康工作六年后，没办法忍受那种枯燥的感觉，最终辞职退出了。后来，她在大驿村餐饮市场开了一家叫“闺蜜生活馆”的服装店。为了给店里增加一些人气，她又拓展了洗头、做面膜、身体护理等项目，那里很快成为女工们下班后聚会、闲聊的地方。

  但个体生意实在不稳定，她还有养育两个小孩的压力，只为自己交了一年三百多的新农合。丈夫在焦作的电厂工作，那里提供五险一金，他们商量，“家里只要有一个人有社保，就稳定了”。

  对于有五个孩子的丁焕丽来说，一家子十多口人，每年的新农合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医保被她放弃了，养老金更没有心力去考虑。她说，现在没办法想那么远的事情，假如没有钱，“那就只能一直干”。

  还在富士康熬的女工，格外地珍惜这份工作机会，她们也会担心这里突然裁员，或者自己被调到其他城市。就像李彤彤想的那样，她希望能一直稳扎稳打地干到退休。

  过去，女工们还不是女工，她们怀孕、生子、养育，那些劳动就像被淹没掉一样，不曾被看见。但去了富士康之后，除了得到直接的收入，她们有了家庭以外、自我喘息的空间。某一些程度上，这也是对母职、妻职的一种解脱。

  从怀孕开始，李彤彤就感觉体内绷着一根弦。她不愿意被困在房间，一整天，就挺着肚子在家里转来转去。她常觉得孤立无援，一次半夜5点多，趁儿子睡着，把他搁下，她从家里跑了出去。乡村的小路又黑又冷，家人一路骑着摩托车才寻到她。回家后，她的眼泪还是止不住。后来她才知道，自己得的是产后抑郁症。

  李彤彤是25岁结的婚，这在同龄朋友中算比较晚的。作为一位新手妈妈，太多东西她都后知后觉。比如，直到坐月子，她才知道妈妈根本不能好好睡觉。那时是冬天，儿子一尿就哭，一饿也哭，李萌萌不停给他换尿布，再喂奶、换尿布，反复折腾一晚上。

  孩子断奶后，李彤彤再也不愿继续待在家了。“我这个脾气真的不行，而且一直都想出去上班。”那是2015年，孩子8个月大的时候，她去了离家14公里的富士康。

  走出去的妈妈，与家庭的物理距离隔开了。一个人住在外面，李彤彤的生活简单又自在。有时，她自己在房间用电煮锅煮粥，如果是白班下班后，还会骑着电动车去赶集，买一些橘子和香蕉。她只留下一点生活费，剩下的钱都给了家里。孩子的接送、吃饭、辅导，陪伴等，大部分交给了丈夫和婆婆。

  这也符合吉文婷的判断，进厂务工的女性，承担起了“养家者”和“照护者”的双重角色，她们在车间与家庭往返，话语权提高了，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有了“自我”认知。

  社交媒体上，我找到了一位曾在太原富士康工作的女工晋格。2007年，在石家庄一所中专上学的第二年，她坐上一辆大巴车，和四五十位同学一起，被学校安排送去了山西的富士康。三个月后，只有晋格一人留了下来。直到今年辞职，她在富士康待够了16年。她形容离开富士康，就像从一个走了很长的轨道上脱轨，突然被抛在一片荒原。

  小时候，晋格被父母送在外面养，和家人关系并不算好。她从工作中索取成就感，在富士康iDPBG事业群，她从全技员，一路升到了线长、组长，最多时要管三五百号人，“除了工作，就是工作”。

  33岁的一天，她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已经将十几年青春献给了工厂。世俗意义上看，她没有太多存款，也没有对象，不管是职位还是工资水平，都已达到了极限。从工作中获取的意义有限，她的身体也出现了状况。最终，她离开了富士康，在没有想清楚下一步怎么办之前，决定先去旅行。

  晋格的经历是特殊的，她将故事分享到网络上，有人夸她洒脱、清醒，也有人批评她“年纪轻轻瞎折腾”“享乐、不务正业”。她有其他女工们没办法抵达的自由，大多数人因为有家庭，需要马不停蹄地工作。

  在孩子最需要妈妈的时候，李彤彤没办法做到陪伴。工作时，她通过隔天一次的电话给孩子表达关心和歉意。有时候，电话那头的婆婆会开玩笑说，别再给孩子网购衣服了，因为妈妈不在身边，尺码总是不合适。李彤彤不知道应该把自己放到什么位置，她好像不完全属于工作，也无法全部投入家庭。

  工作之余，属于女工们的生活是贫乏的。李彤彤保留了看网络小说的爱好。此外，还有短视频、电视综艺来填补她们精神层面的缝隙。去闺蜜生活馆做面膜、约麻将，也是她们少有的玩耍方式。我和丁焕丽一起吃饭时，常常吃到一半，她突然拿起手机，刷起了抖音。她没什么社交，过去十年，为了生孩子，她几乎一直待在家里。

  在她的讲述里，家里人想要男孩，所以她得一直生。同村女性平均都有两三个小孩，她也生了三个，但都是女孩。第四次怀孕，她怀上了双胞胎。那时候，她去过好几家医院，但实在狠不下心把孩子打掉。在家人的失望中，她又生下了一对女孩。她曾动过把孩子送走的念头，但最后，还是没有下定决心。

  “所以现在必须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一点努力。”从家里出去的这一两年来，她一直在各个地方做小时工，哪里缺人，哪里钱多，就去哪里。现在，她在富士康的CNC操机线上工作，干的是最辛苦的活，而这项工作，也改变着她的生活。

  进入车间前，所有女工都要把手机等金属物品锁在外面，想要穿过安检门，连内衣的钢圈、牛仔裤的拉链，都是要去除的。吉文婷曾提醒我早做准备，过去，刚上班时，她不知道是衣服哪里出了问题，一过安检门就滴滴作响，最后只得再去旁边的试衣间换衣服。很多女工都踩过这些坑，丁焕丽也是如此，她穿无磁内衣、改装的牛仔裤、没有金属纽扣的大衣.......如果是戴口罩，需要用牙齿把里面的铁丝咬出来——仿佛只要踏那个门，就进入了一个只有工作、没有个人的结界。

  丁焕丽说，她最害怕的事情是变老。现在，因为长时间熬夜，发缝慢慢的变宽，她尽量扎一个低马尾，再用前面的头发遮住头顶。每次起床，她都会在脸上涂抹一些乳液和维生素E，抵抗皮肤的老化。更多的恐惧来自现实的直击：据她所说，很多地方的小时工，已经不收40岁以上的女性了。

  初中毕业后，李彤彤没再读书，但因为年纪小，她只是在家务农，就这样“混”了几年。后来，她在市里的瓷砖厂洗石灰，也去过保安公司看监控，干的都是一些纯体力、不要说明技能的活，一直到结婚。

  更多女性选择成为“候鸟”，飞往机会更多的大城市打工。丁焕丽也是初中毕业就开始挣钱，她说，她去打工过的城市数都数不清。好像是大雁排阵一样，她们从农村出来，跨越省份，去往市场最繁荣的地方，不断奔向远方。

  闺蜜生活馆的黄慧，一毕业就去了广东，她先是在生产索尼相机的冲压车间干了两个月，又去一个手机厂做了一段时间的喷漆。干得最长的工作，是在日本尼桑汽车厂的包线上待了一年。她住在潮湿的群租房，从一个车间跳到另一个车间，只有过年才能回家。

  候鸟们在打工地与家乡之间往返，靠出卖劳动力拿到工资，但很难享受到城市的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住房等资源。

  吉文婷的导师、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岩，关注沿海地区打工环境及其变迁，在他看来，2000开始，沿海地区一些电子厂、玩具厂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，形成一种“外来工厂本地工”的新组织形态。企业内迁进行时，也为候鸟们从打工地返回家乡提供了可能。

  济源富士康建好的第二年，黄慧决定回家。她先是到郑州富士康干了几个月，随后又回了济源。对比两个富士康厂区，她明显感觉后者强度更大。“郑州的年轻人多、流动性大，济源的正式工多、更稳定。”就像自己年轻时候在外面打工的状态，那时候比较浮躁，而年纪大了以后需要安稳，济源富士康也看中了这种心态，招的也多是这样的本地女工，“好像就是拿捏了”。

  从富士康辞职到现在，黄慧有一种浓浓的后悔。闺蜜生活馆的收入少、不稳定，还不如再回到工厂，至少能缴社保。她后来又应聘过一次，但这次，富士康没有要她。

  在22岁女孩袁可颖身上，我看到了年轻一代女工的样子。职高毕业那年，去深圳富士康打暑期工，是她唯一一次去到外省，“第一次看到郑州之外的城市”。她一直想去外面“闯荡”，但因为父母身体的原因，毕业后只能留在家。她曾收到过河南漯河一所技校的录取通知，但家人以太远为由，让她放弃了那个机会。

  过去两年，她先是在超市打过工，一个月2000多元的工资，实在太低，她又去了海底捞。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，但后来餐饮业受一定的影响，她不得不转为小时工，变成了中午在海底捞上班，下午到晚上再去华莱士上班。再后来，她去美容院当学徒，辛苦干了两个月，又回家休息了。

  这一次，她来到富士康，打算暂时以正式工身份，先干几个月再说。如果后面能转到小时工，她想再争取转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现金更多。“哪怕是存到一万块钱，对我来说都已经足够了。”她还没考虑社保的事儿，最大的梦想就是拿到驾照，租一辆车，做好随时去哪个地方穷游的准备。

  但更多女工们，被绑定在一个位置上。黄慧和来店里的客人聊天后发现，很多本地的夫妻档，都发展成女性在济源富士康就业、男性去外地挣钱的模式。可以说，相比女性，男性在更大程度上拥有迁徙的自由。那些回来的女工，工作变得安稳，而她们的丈夫，成了家庭中那个可以走出去的角色。

  但更远的地方，也代表着更高的风险系数。譬如，为了挣高工资，丁焕丽的丈夫去了新疆工作，但他的工资常被拖欠，“今天给，明天给，到最后拖好久，所以我们挣的钱只能维持生活”，这样的压力落在家庭上，反而需要她更努力地弥补不确定的损失。

  丁焕丽最大的孩子已经16岁了，现在正在一所职高念书。每周回到洛阳，看到剩下四个小孩，老二上初中，老三上二年级，老四、老五上大班，她最恳切的愿望就是，孩子们能好好学习，“老人只会管她们的吃喝睡”。她陷入到一种巨大的茫然中，有时候很想以身作则，离开富士康，回到洛阳，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、督促她们学习，但那样，整个家庭的开销又能从哪里来呢？

  在富士康熬社保的女工们，不再像候鸟那般漂浮不定，那回来之后，她们最大的困境是什么？

  当我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抛给黄岩时，他给出了一个我意外的回答——被迫城市化。为了孩子，农民工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在城市买房，参加原本不属于他们的游戏规则。

  当然，不只是买房，城市化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可以说，随着城市资源变得富足，社保也是农民工卷入城市化结果的产物。因为教育和医疗资源向城市集中，农民工子弟需要进城读书，带来新的压力。每个方面，父母都想给孩子提供最好的，一直到最后一站，买房。

  那是黄慧没办法想象的事情，“要100万我没有，我哪里能有这大能力对不对？”房子是一座山，压在她身上，并可能在未来反复提醒她，需要不停地挣钱，还不能松懈。

  她的两个孩子，都送进了私立学校。平时，她还接送他们去补习班，带女儿学跳民族舞、爵士舞——这是县城女性们普遍在做的事。她说，她在孩子身上花的钱比自己还舍得。她没有给自己买保险，却给他们都买了商业医保。两个孩子一年4万多的学费，9年义务教育就累计有40万，绝大多数都是倾尽所有了。去年最困难的时候，她直接刷了信用卡来交学费。

  在富士康工作8年，再熬至少7年，李彤彤就交满了最基本的五险一金。她计划以后用在富士康缴纳的住房公积金买房——家里只在农村有房子，害怕因没有像样的婚房，她未来的媳妇会不乐意。“我家儿子才9岁，我都要考虑以后那么远的事儿了。”李彤彤说，以她现在的工作状况，存不到多少钱，只是光说要买，但真等到了当时，谁又能知道会怎么样呢？

  这几年，随着富士康的环境发生变化，工厂能够给予女工们的东西也在渐渐变少。几年前，公司学习日资企业，会给工人们发餐券，一起去周边餐馆聚餐，以增进感情。再后来，发放的福利就变成了最基础的食物和生活用品。去年，富士康的业务不那么景气，产量在减少，工人们休息的日子变多了，有的车间甚至变成了上四休三、上三休四。

  小时工丁焕丽，这次工期到期的时候，没有再续签富士康了。她彻底离开了大驿村、离开了济源。就跟她到处打小时工的踪迹一样，在每个地方都只停留一会儿，但什么也没有留下。